建炎三年二月三日，在揚州快活了一年多的趙構，收到一條戰(zhàn)報，頓如五雷轟頂：金軍攻破天長郡，離揚州已不到百里。

趙構當機立斷，只帶了幾個親隨侍衛(wèi)，策馬就逃。統(tǒng)帥不戰(zhàn)而逃，揚州城的秩序立刻崩潰了。幾十萬軍民在恐慌中奔向瓜州渡口，“奔迸墮江而死者半之”。

趙構逃過一劫，但也狼狽之極。一名侍衛(wèi)義憤之下，對趙構“出言不遜”。趙構拔出佩劍，在侍衛(wèi)身上刺了幾個透明窟窿，才穩(wěn)住了場面。

(相關資料圖)

從揚州輾轉(zhuǎn)跑到杭州，驚魂甫定，趙構就把這些慘事拋到了腦后，“西湖歌舞幾時休”。他手下的康履和藍珪等一班奴才，狐假虎威，“供帳赫然于道”。

一個問題來了：在不斷的逃跑生涯中，趙構為什么似乎總有花不完的錢？

除了這些“娛樂”的小錢之外，趙構還有一筆大錢要花：他需要供養(yǎng)一支龐大的軍隊，在外抵御金兵，對內(nèi)鎮(zhèn)壓民變。這是“剛需”中的“剛需”。雖然在理論上，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，皇帝富有四海，但現(xiàn)實卻是國土淪喪，人心動蕩。在這種局面下，快速地汲取財賦，而又不逼反百姓，是對統(tǒng)治者的大考。

趙構真要感謝“祖上積德”，為他提前準備了一個錢袋子。趙宋王朝能在南方續(xù)命，離不開這個錢袋子。這個錢袋子，就是鹽鈔。趙構雖然天性涼薄，但在政治上，他嗅覺敏銳，領悟力極高。他對中興四將的駕馭自如，是一個體現(xiàn)；另一個體現(xiàn)，則是他對這個錢袋子的審慎態(tài)度。面對混亂的時局，他用好了這個錢袋子。

關于鹽鈔的重要性，南宋有一句流傳很廣的話：“南渡立國，專仰鹽鈔。”古代文人用語多夸張，但這句話，趙構可能是認同的。在建炎三年的一道詔書中，趙構寫道：“國家養(yǎng)兵，全在茶鹽?！?/p>

事實上，早在登基之前，趙構就在他的兵馬大元帥府印賣鹽鈔，收入頗豐（“不閱旬，得緡錢五十萬”）。此后，在被金兵追趕的流亡歲月里，每到一地，只要停留時間稍長，趙構就會建立一個印賣鹽鈔的機構。定都臨安之后，又在杭州、建康、鎮(zhèn)江等地建立了長期的專賣中心。

南渡之初，諸路空乏，地方上自顧不暇，很難再給趙構的“行在”運送財賦。因此，印賣鹽鈔的收入就成了趙構的救命稻草，宮廷的日?；ㄤN、朝廷官員的俸祿、乃至軍隊的糧草，經(jīng)常都是從鹽鈔里出的。

那么，什么是鹽鈔？這要從歷代政府對食鹽的壟斷說起。人不能不吃鹽，但古代產(chǎn)鹽的地方不多，容易被政府所控制。這種需求有剛性、而產(chǎn)出又容易控制的商品，對統(tǒng)治者來說是絕佳財賦來源。古代政府對食鹽的壟斷，幾乎是水到渠成的事。

歷代鹽政復雜多變，但從漢代到清代，大的趨勢，是從政府控制生產(chǎn)、運輸、銷售等全產(chǎn)業(yè)鏈的完全官有制度，逐步轉(zhuǎn)變?yōu)槊裰粕藤u的制度。

宋代正是我國鹽政的一個轉(zhuǎn)折點，中間雖然歷經(jīng)反復，但大體上，是從北宋前期的官賣為主，過渡到后期的以“通商”或商賣為主。當然，商賣并不改變政府壟斷的本質(zhì)，只是商人廣泛參與到了食鹽的銷售環(huán)節(jié)。鈔鹽制和鹽鈔，正是宋代食鹽商賣的核心。 ?

在鈔鹽制下，官府先將食鹽賣給商人，再由這些商人轉(zhuǎn)賣給消費者，因此是一種間接的專賣制度。而所謂的鹽鈔，就是商人向政府專業(yè)機構所購買的一種紙質(zhì)票證。憑借這種票證，商人們可以在指定的鹽產(chǎn)區(qū)支取食鹽，并運往指定的地區(qū)銷售。這些票證容易攜帶，可以流通和交易，因此在民間也被廣泛用作金融工具，甚至與銅錢、鐵錢等并用。

鈔鹽制下商人主導流通，從效率上講無疑是優(yōu)于官賣的。道理很簡單，與自負盈虧的商人相比，古代的官僚機構沒有辦法解決激勵問題。原則上，各級官僚不應該從食鹽的生產(chǎn)和銷售中獲取私利，而商人賺的每一分錢都是自己的。這就意味著，官僚對于食鹽銷路的關切要遠遠弱于商人。經(jīng)濟學家弗里德曼有一段妙語，深刻洞悉了人性，大意是：花自己的錢給自己辦事，既會省錢，又會讓錢花得值，用出效果；而花別人的錢給別人辦事，既不會省錢，也不會講效果。

古代的鹽業(yè)官賣，大體就屬于后者，結(jié)果就是人浮于事，機構臃腫，自身就要耗費大量國家財政。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官賣可以敷衍到何等程度。按官賣制的本意，百姓從官府設立的專賣機構購買食鹽，是不可強迫的自愿行為。但在宋代的許多地方，由于私鹽販子屢禁不絕，嚴重影響了官鹽的銷路，地方政府干脆按人頭向百姓攤派食鹽銷額，收了錢之后連鹽都不給，任由百姓購買私鹽。這就變成了事實上的人頭稅。

別的事情不講效率倒還罷了，賣鹽這件事非同小可，直接關系到朝廷的收入，不能不講效率。北宋仁宗皇帝在位時，“曉達財利”的范祥在包拯等人的支持下，在北方重要的解鹽（解州池鹽）銷區(qū)全面引入鈔鹽制度，用商人的力量來代替官運官賣，不出數(shù)年效果就很顯著，“可助邊費十之八”。按包拯的估計，范祥鈔法每年為朝廷節(jié)省邊費約四百萬貫。

那么，效率低下的官賣制，為何能長期占據(jù)主流，并且與兩宋相始終？一種可能的解釋是，不讓商人參與，官府就可以獨占鹽利，獲得更高的收入。在宋代關于鹽政的大討論中，一直有官員用這個理由來反對食鹽商賣。當時的有識之士，例如歐陽修，認為這個理由缺乏常識，實在不值一駁：把商人排除在外，固然讓官府能百分百地獨享鹽利。但物貴流通，因為效率的損失，總的鹽利就會小很多，實屬因小失大。

實際上，這件事的關節(jié)，不在于商人與官府爭利，而在于官僚集團內(nèi)部的斗爭。官賣和商賣（鹽鈔）這兩種方式的競爭，將決定中央和地方如何切分鹽利這塊“大蛋糕”。

在政治和軍事上，趙宋王朝結(jié)束了唐末以來的地方割據(jù)。但在經(jīng)濟和財政上，北宋的地方政府仍然保留了相當大的自主權，“天下財物，皆藏州郡”。其中一個重要體現(xiàn)，就是在食鹽的官賣制度下，地方政府主導了各地的賣鹽收入，將其中的大部分都用來應付地方上的開支。

鈔鹽制的推行則會打破這個平衡。在鈔鹽制下，商人們直接和中央政府設立的專賣機構（榷務處）打交道，雙方可以繞開地方政府這個“中間商”。因此，在鈔鹽制下，鹽利的分配將迅速往中央政府那一端傾斜。所以，在北宋關于鹽政的討論中，對通商的另一個反對意見是，通商將使地方政府財政枯竭，加劇地方對百姓的搜刮。

這個擔憂在北宋末年變成了現(xiàn)實。徽宗年間，大名鼎鼎的蔡京主持了東南淮浙的鹽法改革，橫跨二十年，推動了東南海鹽由官賣向商賣的轉(zhuǎn)變。蔡京新法實施之后，“窮地之寶，以佐上用”，九成以上的東南鹽利盡歸中央，地方自然財力空乏。于是“州縣之橫斂起矣”，地方的吏治大壞了。

因此，推行通商或鹽鈔制，意味著財權的上收，也就必然面臨來自地方的強烈反對。但是，在面臨嚴重的外部危機時，中央政府花錢的理由和決心更足，博弈的天平就會向中央政府傾斜。北宋邊患頻仍，這樣的危機是不缺的。一旦邊關有大的戰(zhàn)事，朝廷就會商議局部地開放食鹽通商，為邊關籌集糧草和軍費。

趙構算得上是有福天子。仿佛上天安排好的，恰好在宋室南渡之前，蔡京主持了東南鹽法改革，雖然在當時鬧得一地雞毛，但在無意間，為建炎南渡后的小朝廷，積累了足夠多的經(jīng)驗特別是教訓。而靖康恥后的大變局和南渡后深重的民族危機，無疑給了趙構充足的理由來將鹽利和財權上收。盡管如此，在南宋占據(jù)的半壁江山，有不少地方（例如福建和廣西）仍然實行的是事實上的官賣制。

鈔鹽制的另一個問題更為致命，那就是古代統(tǒng)治者總也控制不住自己的“掠奪之手”。 在鈔鹽制下，統(tǒng)治者擁有了“印鈔”（字面意義上）的工具。在皇權不受約束時，統(tǒng)治者要自己監(jiān)督自己，遏制住濫發(fā)鹽鈔的沖動，是極其困難的。結(jié)果就是鹽鈔快速貶值，而政府的信用也被快速清零了。

現(xiàn)代人對蔡京之流的評價，容易走極端，也容易反復。在小說和評書里，蔡京是個誤國的大奸臣。然而，有些人讀了史書，知道了蔡京不但是個頂級書法家，而且頗有理財和經(jīng)濟的才干，就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，為他喊起了冤枉，覺得他這樣的才是真正的國之棟梁。實際上，蔡京之流誤國誤民，恰恰在于他們的“理財”本事太強：為了替統(tǒng)治者聚斂財富，殺雞取卵，不擇手段地汲取民力。

蔡京主導的鹽政改革，除了讓央地之間的財政分配完全失衡之外，另一個更重要的弊端是朝令夕改，存心欺騙購買鹽鈔的商人，失信于天下。蔡京先用表面上的優(yōu)厚待遇，將商人們誘騙到汴京購買鹽鈔。一旦商人們購買了鹽鈔，就迅速發(fā)行新的鹽鈔，同時對舊鈔的使用施加種種限制。這樣循環(huán)幾次，商人手里的鹽鈔就迅速成了廢紙。

這種新舊變換的魔術，讓朝廷在短時期內(nèi)獲得了巨額收入，但同時，“法更于上，人疑于下”，也把朝廷的信用揮霍殆盡，因此在當時就被認為是蔡京的“亂政”。 徽宗皇帝對這一切自然是心里雪亮，但揮霍無度的他正需要蔡京這樣能搞錢的“理財圣手”，這也是他如此信任和重用蔡京的原因。

趙構的小朝廷吸取了蔡京的教訓。在南渡之初，迫于形勢，南宋的鹽鈔法也經(jīng)常變更，短短數(shù)年，鈔法五變（有說是十變），結(jié)果商人購買鹽鈔的積極性大為下降?；饰宦€(wěn)之后，趙構就要為他的政權做一些長期的建設。其中的關鍵一步，就是維護鹽法的信用和穩(wěn)定。而這也幾乎是當時朝野上下的共識。

紹興初年，趙鼎入主中樞，著手整頓鹽法，重點就在于“信守法令，使商戶不疑”，保證政策的確定性和連續(xù)性，從此南宋的鹽法趨于穩(wěn)定。紹興六年，趙鼎和趙構君臣之間有一段關于鹽法的對話。趙鼎向趙構報告說，剛接到張浚的來信，建康鹽鈔發(fā)賣的情況很好。趙構很高興，趙鼎就打蛇隨棍上，特意強調(diào)，這是因為這兩年鹽法穩(wěn)定，沒有反復變化，所以商人購買的積極性就高。趙構留下了一句值得千古流傳的話：“法既可信，自然悠久”。

在實際操作的層面，趙構君臣也十分小心，避免向市場發(fā)送錯誤的信息，以打消民間對政策穩(wěn)定性的顧慮。紹興二十六年，司農(nóng)寺丞王炎向朝廷請旨，要前往浙東發(fā)賣積壓的官鹽。這個消息一出來，就引起了市場的恐慌，商人們紛紛疑心鹽法要變了。在御史湯鵬舉的彈劾下，王炎被罷黜。

趙鼎主導的紹興鹽法改革，保證了南宋鹽政六十多年的穩(wěn)定。而隨著局勢逐漸安定，南宋的人口和經(jīng)濟也在恢復。這兩方面的因素，使得南宋朝廷從鹽業(yè)中獲得的收入穩(wěn)步增加。從建炎初年到紹興十年，短短十幾年，朝廷獲得的鹽利就增加了五倍，時人說，“天下之賦，鹽利居半”。

到了寧宗皇帝時，志大才疏的韓侂胄發(fā)動了潦草的“開禧北伐”，謀事不密，禍及己身，除了給金人送上自己的人頭外，還讓朝廷背上了沉重的財政包袱。為了填上這個巨大的窟窿，朝廷走上了蔡京的老路，在鹽法上朝令夕改。南宋鹽政的衰敗，開始了。